【专访】剑桥历史教授理查德·J埃文斯:搞清楚纳粹如何以及为何上台在今天与在过去一样重要

我们对纳粹德国的认知被二战与大屠杀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或许我们从不曾真正系统性地了解纳粹德国。

在英国伦敦市中心霍本站附近,宽阔的主马路旁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径,通向隐于闹市之中的一座古老学院。这座学院创立于1597年,名为格雷舍姆学院(Gresham College),四百年来专事服务大众的公共讲座。从英国剑桥大学卸任沃尔森学院(Wolfson College)院长的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ohn Evans)教授一度在此担任院长,至今仍在此任教。作为纳粹研究的权威专家,他常常在周末为公众免费讲授自己关于第三帝国的毕生所学。虽然纳粹德国的历史已过去近一个世纪,埃文斯依然认为:“搞清楚纳粹是如何以及为何上台的,在今天与在过去一样重要——或许随着记忆的消退,变得更为重要。”

提到纳粹德国,你会想到什么?希特勒、二战、犹太人、集中营、大屠杀,这些或许是大多数人对纳粹德国如同条件反射般的印象,一切都关乎于纳粹最后的疯狂与毁灭。我们的认知被其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甚至阻碍了我们去搞清楚纳粹究竟是怎么回事。

纳粹主义何以在彼时的德国兴起?在魏玛共和议会体制中,纳粹为什么能够“合法”上台?和平时期的纳粹德国做了些什么?纳粹的意识形态蕴藏着怎样的内核,以致将其引向最后的疯狂?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前去格雷舍姆学院采访了理查德·J.埃文斯,聊了聊他著于世纪之交、被公认为迄今最权威的纳粹德国全史“第三帝国三部曲”。

你的系列作品“第三帝国三部曲”中的第一本名为《第三帝国的到来》。在这一本中,你提到纳粹上台以前,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之下,“铁血宰相”俾斯麦(Bismarck)在政治系统内留下的一些矛盾并没有被解决,这些矛盾最终导致德国社会四分五裂并促成纳粹的兴起。在纳粹上台之前,德国具体有哪些遗留问题呢?

埃文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在欧洲两个国家——意大利和德国——同时被内部因素影响而兴起,或许是一个巧合。这两个国家在19世纪几乎同一时间完成统一,意大利在1859年,德国在1861年;其统一又都是由战争完成的,因此这两个国家的情况十分相似。

就德国而言,统一由俾斯麦完成,他是19世纪后期普鲁士州的领导人物,上台后他为了维护不民主的普鲁士体制,特别是普鲁士君主制的权力、德意志帝国国王的权力,开始打击那些反对德国统一的势力,大多是信仰罗马天主教区域的势力。他提出针对他们的法律,迫使他们支持帝国,称那些不支持帝国的人为“帝国的敌人”。俾斯麦也以同样的方式提出了打击社会主义者的法律,以及打击反对德国统一的社会——俾斯麦认为他们都想要一场革命,他们希望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反社会主义的法律于1878年起生效,这些人也成为了“帝国的敌人”。所以,早在俾斯麦时期,将特定群体的公民称为“帝国的敌人”已经是人们可以接受的了。我们知道,后来的纳粹重复了这一做法。纳粹掌权于1933年,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当时许多人经历过俾斯麦的时代,他们对纳粹的故技重施会感到熟悉且可以接受。

此外,魏玛宪法存在两个弱点。第一个弱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俾斯麦时期皇帝所拥有的许多权力都不加限制地转移给了魏玛德国总统职位。但魏玛宪法却沿袭了俾斯麦时期宪法中的皇帝宣战权力,军队脱离民选政府的控制。另一个弱点在于魏玛共和的议会体制,即权利极大的总统职位并不诞生于议会之中,而是分开选举,如同今天法国总统和美国总统都不由议会的担任。

魏玛宪法的弱点也同样体现在紧急状态下行政命令的滥用,这正是1933年纳粹开始当权时的情况。希特勒借用紧急状态下的行政命令绕开彼时的总统进行统治。因此,《第三帝国的到来》试图解释的是民主体制在1919年8月引进魏玛德国之后为何如此迅速地崩溃了。

埃文斯:我们要记住非常重要的一点,纳粹党是在1920年代成立的,它在当时便是一个极右翼政党,在1928年全国大选中获得的选票还不到3%。因此,它在右翼势力中其实十分微弱。而为什么魏玛政府在1918年时看起来非常稳定(虽然其初期历经了许多动荡不安),却在5年后崩溃并让位于纳粹?为什么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能够从不到3%的极少数到1932年成为获得33%选票的多数政党?

首先,这个情况的出现当然和大萧条有关。美国华尔街在1929年崩溃,使得那些由美国为德国1920年代通货膨胀提供的资金贷款基本上全部取消,从而导致许多公司破产、银行倒闭。到了1932年,德国的失业率达到35%,高到几乎无法想象。当时许多人——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因此认为魏玛共和国一战后力图恢复经济的所有举措似乎都失败了。

而在政治上,魏玛政府同样没有能力恢复德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地位。魏玛议会仿佛没法做出任何有效的决定,党同伐异的内斗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此时的德共开始再次反抗魏玛政府,他们想要一个在斯大林势力之下的苏联德国。德共的选票一直上涨,1932年9月,他们获得了数百个议席。当时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德国社会加上德国的议席其实远多于纳粹党,但他们并没有联合起来对抗纳粹。当时很多中产阶级、年轻选民、参议员以及包括妇女在内的新选民都认为,纳粹党执政将是决定性的,他们将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的国际关系问题、国内政治僵局以及经济崩溃等所有这些问题。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纳粹一步步成为了一个议会多数政党。由此,作为多数党领袖的希特勒,被右翼反动的、不支持魏玛民主的军人总统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任命为总理,这标志着纳粹开始当权的第一步。当时,兴登堡总统及其幕僚如帕彭和一些陆军军官和大工业家认为,争取纳粹作为同盟可以让他们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复辟计划愈加顺利,但他们并没有成功。1933年,希特勒任总理的内阁中大多数成员都不是纳粹党员,他们是支持兴登堡总统的保守派势力。

在书中我讲述了从1933年1月到7月,希特勒是如何让这些保守派出局,从而形成围绕纳粹党的绝对领导权的。核心部分包括利用纳粹冲锋队在街头制造大规模暴力,袭击其对手,设立集中营,抓捕超过二十万人,强有力地打击人和社会人,接管工会,消灭天主教势力、自由主义者、本想借纳粹势力壮大的保守派,以及在党内进行大清洗。

三部曲中的第二本题为《当权的第三帝国》,讲述了纳粹上台之后开始在社会各领域贯彻其意识形态。那么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

埃文斯:在第二本书中,我介绍了纳粹德国从1933年当权到1939年走向战争的过程,这一时期纳粹真正稳坐权力宝座,开始了他们的统治。

纳粹在上台之后开始实施并贯彻自己的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讲,纳粹主义是一种基于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纳粹认为他们所谓的雅利安德国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种族,而德国之所以在一战中战败是因为犹太人“在背后捅刀子”。一战时期,犹太人只占德国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一,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但许多德国人尤其是纳粹却相信这样的神线年之后,德国对犹太人的歧视越来越严重,甚至出台了剥夺犹太人公民权的法律。1938年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暴力事件,被称为“碎玻璃之夜”。到了1939年,几乎一半的犹太人都离开了德国境内。

除了反犹之外,纳粹贯彻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还有着另外一面。为了试图保证德国人种族的优越性,纳粹开始实施大规模绝育,他们对精神残障者、精神病患者、同性恋者以及任何被认为可能削弱雅利安人种的人群进行强行绝育,并四处宣扬这样的思想。此外,纳粹还鼓励体育锻炼,许多年轻人被迫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为战争做准备。

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从何而来?是否可以从德国的历史中追根溯源呢?比如兴起于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纳粹德国对雅利安种族进行了夸张的浪漫化想象。

埃文斯:从德国自身文化传统中寻找纳粹主义的来源,这在上世纪的美国一度十分流行,而如今人们普遍认为纳粹主义的来源十分广泛,其中包含有许多思想元素——比如说,种族主义的思想最早来自于19世纪的法国种族主义理论家格比多(Gobido),他写下了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关于种族不平等的论文;关于雅利安种族的概念则来自于奥地利理论家;所有德语人口的大团结概念来自于夏尔罗特,他也是奥地利人,他认为说德语的人比说其他语言的人优越,所以德语人口应该团结在一起,过同样的一种生活。纳粹主义中最愚蠢的思想来自于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纳粹的头脑中,不同种族有着不同的生理特性,而这些特性可以依靠遗传选择被承继下去。所以,那些种族中次等的人应该从种族遗传链中清除出去,他们甚至将玷污种族视作犯罪,并称这些人为“罪犯”。

埃文斯:纳粹反对法国大革命之价值甚于启蒙运动。因为他们相信启蒙运动中对“理性”的宣扬,他们认为自己在“理性”改造德国社会,而他们并不相信法国大革命中所谓的“人人平等”,他们认为这样的观念是错误且危险的。纳粹认为人人都应该是种族主义者,国家之间始终是不平等的,甚至认为所谓“人人平等”理念是属于犹太人的思想,十分荒唐。

纳粹主义仿佛杂糅了貌似基于科学的理性与不切实际的妄想,我们是否可以将纳粹主义是视作某种科学的迷思?

埃文斯:确实如此。纳粹认为其所作所为都是科学的,希特勒本人曾说过许多次“纳粹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也是希特勒天然地对基督教以及任何其他宗教抱有敌意的原因。他相信生物学,并将生物学践行成一种政治。在这样的情形下,1939年德国大学里几乎一半学生都集中于生物学与医学领域,也并不令人意外。

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纳粹所谓的科学意识形态便会发现,他们根本就是伪科学,非常滑稽。比如说纳粹宣扬要建立德意志物理学,他们反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仅仅因为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们便将之作为犹太人思想加以抵制,荒谬极了。所以,纳粹将自身的意识形态自称为科学的,实在是自欺欺人。

你在书中曾引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的一句话:“宣传工作的第一铁律即不要变得乏味。”那么,纳粹是如何艺术化的处理其宣传工作的?纳粹的宣传工作成功吗?

埃文斯:戈培尔主管纳粹的宣传工作,他是一个有着博士学位、非常聪明、冷血且心狠手辣的人。他负责的部门叫做“公众教育与启蒙宣传部”。他完全控制了德国所有大众传媒和文化机构,涉及领域包括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电影、报纸、出版商、广播……1930年代末,所有这些事情都由国家控制。纳粹控制媒体进行了宣传,但戈培尔非常小心,他说宣传工作不能让人感到乏味。他认为人们不可能忍受听希特勒进行无休止的演讲——尽管如此,希特勒在广播里公开讲话时,每个人都必须在一旁收听,在工厂中,人们甚至需要放下手头工作聚集到收音机周围。纳粹宣传主要希望达到战争动员目的,让民众支持政权做战争准备,让人们迷恋战争。连学校课程里的教案都被修改了,课程内容里增加了许多伟大德国战争英雄的故事。

但这方面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经历了一战的德国人并不迷恋战争。实际上,他们对战争感到非常担忧。纳粹党彼时的一份秘密报告清楚地表明了人们的想法,这份报告描述了1938年9月一次小型战争危机中人群中出现的“战争恐慌症”——人们觉得城市没有适当的防御可以抵御轰炸。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awrence Shirer)记录了二战爆发时柏林街头的场景,街上几乎没人,人们都躲在家里;而在1914年一战开始之时,柏林街上人山人海,欢呼声响彻云霄。那些上街欢呼的人群正是纳粹政权想要的场面,但是他们失败了,人们并不期待战争。另一方面,纳粹在宣传上成功地说服了人们本届政府有效地解决了失业问题,纳粹宣称其从市场低迷中拯救了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纳粹政府搭上了世界经济复苏的快车。纳粹通过宣传让人们以为他们恢复了街头的井然秩序,而纳粹当权之前街道上的混乱景象很大程度上正是由纳粹一手造成的。他们当然成功地使希特勒成为了受欢迎的公众明星,他将人们团结起来,并以某种方式象征着德国人民。

埃文斯:总体而言,对于政权的任何形式的批评都会被禁止。由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被政权控制且被政治化了,所以任何的艺术批评也都随之被戈培尔禁止了,因为他认为艺术批评等同于对纳粹政权本身的批评。此外,纳粹尤其反对现代主义的艺术和音乐,但是他们面对着一个问题——他们不想冒犯与其结盟国家的艺术家和音乐家。例如纳粹办了一场主题为“堕落音乐”的音乐会,有一个匈牙利现代主义音乐家没有被加进名单,他非常生气甚至写信给柏林抗议,要求加进自己,但他们没有同意,因为匈牙利是纳粹德国的盟友。类似的限制一直存在于纳粹对艺术的审查之中。在纳粹的宣传禁令中,你能看到许多对现代主义元素的限制。

希特勒自己一直想当一个艺术家,但失败了。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认为艺术应该是代表人民的,(绘画)必须和照片几近一致或是古典油画式的,必须展现德国美丽而理想的乡村,他自己的肖像必须是一个英雄式的领导人。他看不懂德国的表现主义、现实主义等等,并将其称为“堕落的(艺术)”,他甚至说画这些东西的人都是白痴。

三部曲的终篇题为《战时的第三帝国》。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甚至恶化,德国人的信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埃文斯:我们其实能够了解到许多普通德国人的想法,因为纳粹德国常设了定期报告系统,去观察人们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这些都是秘密报告,当时不被公开或出版。我们事后从这些报告中了解到,因为之前获得的那些“成绩”,人们直到1940年都十分支持纳粹。

1941年,当纳粹开始入侵苏联时,人们开始变得焦虑不安。当然,纳粹早期的节节胜利给了许多人不少安慰,而从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纳粹向苏联红军投降之后,人们变得异常忧虑。大量的纳粹德军被苏联红军征服和杀戮,这成了第三帝国士气的重大转折点——对于许多德国人而言,纳粹德国不会赢得战争变得显而易见了。

除了1943年的重大挫折,纳粹德国的意大利盟友在非洲等地的糟糕状况也影响了士气。尤其是1943年夏天,对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的大轰炸导致4000余人丧生,这让整个城市乃至国家陷入了绝望,超过百万人逃离德国,人们开始对纳粹政权感到强烈不满,一些人开始在街上攻击穿着纳粹制服的人。而在此时,任何提议协议投降的人都会被非正式判决并绞刑示众——这说明纳粹的高压统治一直保持高水平,直到战争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开始节节败退之后,希特勒鲜少出现在公众面前了,希特勒极强的语言煽动魅力开始很少发挥作用,戈培尔曾建议他出面演讲、鼓舞人心,但他没有这么做。这与同一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做法形成了强烈对比——丘吉尔彼时四处开展激动人心的演讲,英国国王和王后造访遭到轰炸之地以抚慰人心。而希特勒没有访问任何被轰炸的城市,因为他不愿意承认任何形式的失败。

你在《战时的第三帝国》中提到,当纳粹德国在战争中节节败退,纳粹宣传机器开始刻意引导人们对“侵略者”产生强大、夸张的恐惧。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埃文斯:1943年之后,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纳粹宣传机器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宣扬所谓“德意志第一”,而改为强调德国如何作为守护欧洲文明的力量,以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苏联红军等来自东方的侵袭,这其中有着明显的种族主义元素。这些宣传伴随着对苏联红军战争中种种暴行的披露——不过,苏联红军的确做出过许多暴行,比如在东线万德国妇女被苏联红军奸淫、大量平民被杀害以及大规模的破坏行动等等——总之,纳粹想通过宣传机构渲染苏联红军的恐怖,以巩固、强化本国的抵抗运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份秘密报告记录了一些天主教徒的说法,其中一位天主教徒曾说:“我们杀害了数百万犹太人、俄国人……我们又能期待苏联红军对我们好到哪里去?”

你曾经提到二战后的“去纳粹化”是相当不彻底的,你认为其中的复杂性在哪里?

埃文斯:战后,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四大同盟国决定要主持对纳粹战争罪行的大审判,包括那些纳粹党卫军成员和幸存下来的纳粹领导成员。

当然,其中许多人在战败后自杀了,比如希特勒、希姆莱、戈林、戈培尔以及他的老婆——她杀害了自己六个孩子。可以说,在战后,纳粹官僚等级系统内部掀起了一波巨大的、自上而下的自杀风潮,包括中央领导人、地方领导人、将军、部长等等——这甚至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自杀潮了。这些人害怕被审判,一些人认为他们没有第三帝国便活不下去了,第三帝国的宏愿给予了他们生活中未来20年里所有的目标和意义。

大审判的范围超出了我们一般的设想,并不仅仅限于领导层,许许多多为纳粹德国服务的人都被纳进了审判的范围,比如医生、提供杀人毒气的工业家、低阶的纳粹官员和党卫军成员。其中上千起审判发生在波兰、法国或意大利,因为当时的审判原则是你必须在你实行罪行的国家被审判。

审判过后出现了一个被称作“去纳粹化”的过程。战后,每一个德国成年人都需要填写一张调查他们对于纳粹政权参与程度的问卷。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每个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纳粹政权的人都尝试洗白自己。此时的“去纳粹化”面临着两个严峻问题。

第一,战后同盟国设置了临时行政系统对德国进行统治,德国社会须被重启,而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技术人员,人们需要医生、老师、律师、法官、教授,所以人们几乎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地会雇佣到那些曾经不同程度参与到纳粹统治中的技术人员,只要他们能够提供出证明自己没参与过极端严重的纳粹罪行。这构成了一部分“去纳粹化”不彻底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在于以美、苏对峙为主要特征的冷战,这导致战后同盟国对德国的联合占领走向破裂。苏联占领区成为了东德,英美等国占领区成为了西德。由于美国不愿意看到西德走向劣势,他们搁置了战争审判,允许德国人忘记过往向前看。而在东德社会的“斯大林化”清洗过程中,许许多多保守派技术人员逃到了西德,这些德国人的生活可以不至变动太大,继续从事过去的工作。所以,在东德的广大技术岗位中少有旧纳粹保守分子,这些岗位往往都被员填补了。在苏共的高压控制下,东德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为纳粹“招魂”。

总而言之,去纳粹化不论在东德或西德都可以说是成功,但西德相比于东德的不同之处在于,有许多过去参与纳粹政权的成员仍然在社会各个岗位正常工作。

埃文斯:没错。许多人在战后不愿意讨论纳粹政权,特别是在战后15年之中。直到那些在战后西德民主体制下受教育的年轻人长大,情况才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些年轻人开始质疑他们父母一代普通人对于纳粹政权的参与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68年的西德。

对于纳粹的研究是西方学界重要的领域。自1945年至今,纳粹研究的方向与路线有什么变化或者重要的转折?

埃文斯:从学术上而言,在1950年代,历史学家往往将纳粹政权视作一个独裁政权,并试图说明前苏联等国家的体制与其有何相似之处。当然我们也可将之视为一种冷战的宣传口径。因为就纳粹德国所进行的大屠杀规模之大、灭绝人性程度之惨烈而言,没有任何其他所谓独裁体制的国家可以比肩。当时的研究更倾向于关注大独裁者及其权力、命令自上而下何等通达等等。

到1960年代中后期,历史学科的一些原则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社会史”的概念,许多党卫军的日记、报告等等材料成为了研究对象。对于纳粹德国,社会史描绘出了一个与之前不大相同的景象。在某些特定的领域,纳粹政权是可以遭到有效的反抗与抵制的,以希特勒这一个独裁者的一己之力,并不能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方说,那时候希特勒的“懒政”几乎成为了历史学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包括希特勒起床非常晚、常常看电影到深夜等等。那一阶段的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非常多有价值且重要的成果,为我们呈现了关于德国、德国人和纳粹的不同而复杂的图景,比如纳粹1930年代末期在围剿天主教会势力方面的失败,纳粹去宗教化的愿望如何破灭等。

从1990年代至今,我们又开始更加注重于“文化史”的研究,特别是由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带入进来的历史研究方法。相比社会结构,人们愈加强调文化、信念的作用。如今有一种趋势说的是彼时普通德国人自愿支持纳粹政权,而非被迫无奈。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还有观点认为希特勒建立了一个真正民族共同体,一个超越了社会阶层的共同体,我同样不敢苟同。在我看来,纳粹德国依然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被纳粹党的行政命令严格控制。即使彼时的资本主义大企业被迫支持军备,他们仍然获利颇丰,阶层系统运作依然良好。

以上这些自1945年以来的不同研究方法和路线,都各有其长处与不足,我们应该杂糅以上多种看待纳粹历史的眼光。

埃文斯:关于纳粹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重要研究领域。德国历史学界也一直都十分欢迎其他国家的研究与交流,他们并没有任何抗拒情绪。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许多英、美学者倾向于怀疑彼时的普通人是否主动支持纳粹政权。而在德国历史学界,这一方面的相关研究更多被左翼历史学者所主导,他们会认为如果你怀疑这件事情或许意味着你想为德国人的集体罪行开脱。而我的观点是,不能过分强调所谓“集体性”——即使处于纳粹独裁政权之下,人们依然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道德选择,对此观点持保留或者怀疑态度并不意味着为罪行寻找“借口”。

这些纳粹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变化与辩论,对德国的现实政治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

埃文斯:当时那些德国内部持续不断的关于纳粹研究的政治辩论给前东德极右政党争取了20%的选票,西德的情况也类似,他们想要洗白德国的过去,不再去继续讨论甚至记住纳粹德国。而在阵营,许多历史学家仍在宣称纳粹德国是属于德国人的集体罪行。我认为这实在太天线、研究过去是在探讨“何之为人”

可以说,这些身份每一个都是我。我家人都是威尔士人,所以我认为我是威尔士人,而且威尔士语和英语也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我也认为我是英国人,因为我自小在伦敦长大。我认为我也是欧洲人,因为英国是欧洲的一部分。另外,我会说德语、法语,我可能忘了我所学过的绝大部分拉丁语,所以我确实感觉自己属于欧洲。我认为欧洲价值相比美国价值有其独特性,比如在福利国家等领域。所以,我也并不觉得我自认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有什么奇怪的。如果你回顾一下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认为那就是一个关于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价值、开放性的绝佳展览。

我们必须理解过去以汲取教训。关心历史不仅仅为了服务眼前,研究过去是去研究那些由于时间和文化原因与今天的我们不太一样的人,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研究过去是在探讨何之为人。我们需要全方位地理解历史,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角度。我们绝不应该忘记历史是关于人的,是关于个体的。当然,宏观的历史性力量同样需要被理解,但历史之所以如此迷人就在于其宏大的力量、结构、发展与作为人的个体的、群体的经验之间的互动。

对于年轻人,了解历史能够使他们成为有独立思想、有批判意识、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公民。如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后真相、假新闻的时代,历史学对当下的贡献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它坚持理性辩论、严肃客观调查以及对事实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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